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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 沉重的锣声在静夜的积雪的街中悲怆地响着。两乘轿子跟在锣声后面,轿夫的脚步下得很慢,好像害怕追过锣声就会失掉这个庄严的伴侣一样。但是走过了两条街以后,锣声终于转弯去了,只剩下逐渐消失的令人惋惜的余音,在轿夫的耳里,在轿中人的耳里。
  四十多岁的仆人张升提着灯笼在前面给这两乘轿子引路。他缩头耸肩地走着,像是受不住这样的寒冷似的。他偶尔发出一两声短促的咳嗽,打破这多少有点叫人害怕的静寂。轿夫们并不说话,默默地抬起肩上的重担,不十分在意地大步走着。虽然寒气包围过来,冰冷的雪刺痛他们的穿草鞋的赤脚,但是他们已经习惯了这样的环境。他们走着,平静地、有规律地下着脚步,有时候换一换肩,或者放下一只手在嘴边呵一口热气。热血渐渐地循环遍他们的身体,他们的背上甚至出了汗,开始打湿了身上穿的旧的薄棉短袄。
  琴的母亲张太太坐在前面的一乘轿子里,她不过四十三岁,可是身体已经出现了衰老的痕迹。她搓了十二圈麻将,便感到十分疲倦。她坐在轿子里,昏沉沉的,什么也不想;风有时吹动轿帘,她也不觉得。
  琴跟她的母亲相反,她异常兴奋。她想着不久就要发生的、她有生以来的第一件大事。那件大事正像一个可爱的东西似的放在她面前,光彩夺目。她决定要拿它、但是她又知道她的手伸出去就会被人拦阻,她还不能确定她是否就可以把这件东西拿到手。她决定要拿它,虽然决定了,但是她仍旧有一点对于失败的顾虑。所以她还有些胆怯,她还害怕伸出手去。于是复杂的思想来到了她的脑子里,使她时而高兴,时而忧郁。她并不注意到周围的一切。她沉溺在自己的思想里,一直到轿子进了大门放在大厅上的时候。
  和往常一样,她跟着母亲进了里面,先到母亲的房间,看女佣李嫂伺候母亲换了衣服,自己给母亲把换下来的出门的新衣折好,放进衣柜里去。
  “不晓得怎么样,今天会这样累,”张太太换上一件旧湖绉皮袄,倒在床前一张藤椅上,感叹地说。
  “妈,你今天牌打多了,”琴在桌子旁边一把椅子上坐下来,带笑地望着坐在斜对面的母亲说。“本来打牌太费精神,亏得你还打了十二圈。”
  “你总是怪我打牌。你不晓得,像我这样大的年纪,不打牌又有什么事可做?”张太太带笑说。“不然就像你婆婆那样整天诵经念佛。可是我又做不到。”
  “我并不是叫妈不要打牌,我不过说牌打多了费精神,”琴分辩道。
  “这一层我也晓得,”张太太和蔼地说。她忽然注意到李嫂还垂着头无精打采地立在衣柜前面,便对她说:“李嫂,你去睡罢,没有事了。”李嫂应了一声,正要转身走出去,张太太又问了一句:“茶煨了吗?”
  “是,煨在‘五更鸡’上面,”李嫂应道,便往外面走张太太又继续说下去:“你说什么?——啊,你说牌打多了费精神。这一层我也晓得。然而我的精神不费也等于费的。我一天无事可做,这样活久了也没有趣味,活得太久了,反而惹人讨厌。”她说了这些话,便闭上眼睛,两手交叉地放在胸前,好像就要睡去似的。
  屋里异常清静,只有钟摆滴答地响着。
  琴本来有重要的话要对母亲说,可是她看见母亲闭上眼睛,知道今晚没有说话的机会,便站起来,想唤醒母亲上床去睡,免得受凉。她刚刚站起,张太太就睁开了眼睛,望着她说:
  “你给我倒杯茶来。”
  琴应了一声,便走到茶几前,拿了一个茶杯,把煨在
  “五更鸡”上面的茶壶拿下来,满满地斟了一杯酽茶,送到母亲面前,放在旁边的一个矮凳上,说:“妈,茶来了。”但是她并不走开,还立在母亲旁边,兴奋地望着母亲。她觉得机会来了,可是她还有点胆怯,话到了口边,又被她收回去了。“琴儿,你今天也累了,你也去睡罢,”母亲温和地说,从矮凳上端起茶杯接连喝了两口。
  “妈,”琴并不走开,却亲热地唤一声。
  “什么事?”张太太仰起头看琴。
  “妈,”琴又唤一声,一面低着头玩弄她的衣角,慢慢地说下去:“二表哥说他们学堂明年下学期要招女生,我想去投考。”
  “你说什么,男学堂收女学生!你还要去投考?”张太太吃了一惊,疑心她自己听错了话,便惊讶地问道。
  “是的,”琴低声回答,接着又解释道:“这并不希奇。著名的北京大学已经收了三个女学生,南京、上海也有实行男女同学的学堂。”
  “世界不晓得要变成什么样子!有了女学堂还不够,又在闹男女同学!”张太太感叹地说。“我们从前做姑娘的时候,万万想不到会有这些名堂!”
  这些话好像一瓢冷水似的向琴的身上泼来,她觉得一身都冷了。她不作声。但是她还不曾完全绝望,她的勇气渐渐地恢复了,她又说出下面的话:
  “妈,如今时代不同了,跟那时候已经隔了二十几年罗!世界是一天一天地变新的。男女都是一样的人,为什么我不可以和男学生同一个学堂读书?……”
  她还要说下去,可是母亲止住了她。张太太笑了,又说:“我不跟你讲道理。我讲不过你,你进学堂读了这几年的书,自然会讲话。你会从你的新书本里面找出大道理来驳我,我晓得你会骂我是个老腐败。”
  琴也笑了,但是她又央求道:“妈,答应我罢。你平日总是很相信我的。你从来没有不答应我什么事情!”
  张太太有点心软,她答道:“就是因为这个缘故,我才受了不少的闲气。然而我并不怕人说闲话。我很相信你。……不过这件事情太大,你婆婆第一个就会反对,还有亲戚们也会讲闲话。”
  “妈,你不是说过一切闲话你都不害怕吗?”琴热烈地说。
  “婆婆住在尼姑庵里头,一个月里难得回家住两三天。这几个月连一次也没有回来。哪个管她说什么话!既然她平日不管家里的事,只要你拿定了主意,像以前许我进一女师那样,亲戚们也没有理由反对。他们说闲话,我们只当没有听见。”
  张太太沉默了一些时候,然后颓唐地说:“以前我很有胆量,可是如今我老了,我不愿意再听亲戚们的闲话。我很想安静地活几年,不愿意再找什么麻烦。你看,我也并不是丝毫不体贴儿女的母亲。你爹死得太早,就剩下你一个女儿,把责任都放在我的肩头。我不曾要你缠过脚,小时候就让你到你外公家跟表兄弟们一起读书。后来你要进学堂,我又把你送进了学堂。你看你五舅母的四表妹脚缠得很小,连字也不认识几个。便是你大舅母的三表妹,她很早也就不读书了!我总算对得起你。”她还想说下去,可是身体的疲乏使她住了口。她默默地望着琴,看见琴的绝望到差不多要悲泣的表情,又觉得不忍,于是温和地说:“琴儿,你去睡罢。好在时间还早,那是明年秋天的事,我们将来再商量。我总会替你想办法。”琴悲声答应了一个“是”字,失望地走出来,穿过小小的堂屋回到自己的房里。她失望,但是她并不抱怨母亲,她反而感激母亲曾经十分体贴过她。
  屋子里显得很凄凉,似乎希望完全飞走了,甚至墙壁上挂的父亲的遗容也对她哭起来。她觉得自己的眼睛湿了。她解下裙子放在床上,然后走到书桌前面,拨好了桌上锡灯盏里的灯芯,使坐在书桌前面的方凳上。灯光突然大亮了,书桌上《新青年》三个大字映入她的眼里。她随手把这本杂志翻了几页,无意间看见了下面的几句话:“……我想最要紧的,我是一个人,同你一样的人……或者至少我要努力做一个人。……我不能相信大多数人所说的。……一切的事情都应该由我自己去想,由我自己努力去解决。……”原来她正翻到易卜生的剧本《娜拉》。
  这几句话对她简直成了一个启示,眼前顿时明亮了。她明白她的事情并没有绝望,能不能成功还是要靠她自己努力。总之希望还是有的,希望在自己,并不在别人。她想到这里,觉得那一切的绝望和悲哀一下子全消失了,她高兴地提起笔写了下面的一封短信:
  “倩如姐:
  今天我底表哥告诉我说‘外专’已经决定明年秋季招收女生了。我决定将来去投考。你底意思怎样?你果然和我同去吗?希望你不要顾虑。无论如何我们必须坚决地奋斗,给后来的姊妹们开辟一条新路,给她们创造幸福。
  有暇请到我家里来玩,我还有话和你详谈。家母也欢迎你来。
  蕴华。××日”
  她写好了信,自己读过一遍,然后填上日期,又加上新式标点。白话信虽然据她的母亲说是“比文言拖长了许多,而且俗不可耐”,但是她近来却喜欢写白话信,并且写得很工整,甚至于把“的”“底”“地”三个字的用法也分别清楚。她为了学写白话信,曾经把《新青年》杂志的通信栏仔细研究过一番。
 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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