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并非闲话


  凡事无论大小,只要和自己有些相干,便不免格外警觉。
  即如这一回女子师范大学的风潮,我因为在那里担任一点钟功课,也就感到震动,而且就发了几句感慨,登在五月十二的《京报副刊》上(2)。自然,自己也明知道违了“和光同尘”(3)的古训了,但我就是这样,并不想以骑墙或阴柔来买人尊敬。
  三四天之后,忽然接到一本《现代评论》(4)十五期,很觉得有些稀奇。这一期是新印的,第一页上目录已经整齐(初版字有参差处),就证明着至少是再版。我想:为什么这一期特别卖的多,送的多呢,莫非内容改变了么?翻开初版来,校勘下去,都一样;不过末叶的金城银行的广告已经杳然,所以一篇《女师大的学潮》(5)就赤条条地露出。我不是也发过议论的么?自然要看一看,原来是赞成杨荫榆校长的,和我的论调正相反。做的人是“一个女读者”。
  中国原是玩意儿最多的地方,近来又刚闹过什么“琴心是否女士”(6)问题,我于是心血来潮,忽而想:又捣什么鬼,装什么佯了?但我即刻不再想下去,因为接着就起了别一个念头,想到近来有些人,凡是自己善于在暗中播弄鼓动的,一看见别人明白质直的言动,便往往反噬他是播弄和鼓动,是某党,是某系;正如偷汉的女人的丈夫,总愿意说世人全是忘八,和他相同,他心里才觉舒畅。这种思想是卑劣的;我太多心了,人们也何至于一定用裙子来做军旗。我就将我的念头打断了。
  此后,风潮还是拖延着,而且展开来,于是有七个教员的宣言(7)发表,也登在五月二十七日的《京报》上,其中的一个是我。
  这回的反响快透了,三十日发行(其实是二十九日已经发卖)的《现代评论》上,西滢先生(8)就在《闲话》的第一段中特地评论。但是,据说宣言是“《闲话》正要付印的时候”才在报上见到的,所以前半只论学潮,和宣言无涉。后来又做了三大段,大约是见了宣言之后,这才文思泉涌的罢,可是《闲话》付印的时间,大概总该颇有些耽误了。但后做而移在前面,也未可知。那么,足见这是一段要紧的“闲话”。
  《闲话》中说,“以前我们常常听说女师大的风潮,有在北京教育界占最大势力的某籍某系的人在暗中鼓动,可是我们总不敢相信。”所以他只在宣言中摘出“最精彩的几句”,加上圈子,评为“未免偏袒一方”;而且因为“流言更加传布得厉害”,遂觉“可惜”,但他说“还是不信我们平素所很尊敬的人会暗中挑剔风潮”。这些话我觉得确有些超妙的识见。例如“流言”本是畜类的武器,鬼蜮的手段,实在应该不信它。
  又如一查籍贯,则即使装作公平,也容易启人疑窦,总不如“不敢相信”的好,否则同籍的人固然惮于在一张纸上宣言,而别一某籍的人也不便在暗中给同籍的人帮忙(9)了。这些“流言”和“听说”,当然都只配当作狗屁!
  但是,西滢先生因为“未免偏袒一方”而遂叹为“可惜”,仍是引用“流言”,我却以为是“可惜”的事。清朝的县官坐堂,往往两造各责小板五百完案,“偏袒”之嫌是没有了,可是终于不免为胡涂虫。假使一个人还有是非之心,倒不如直说的好;否则,虽然吞吞吐吐,明眼人也会看出他暗中“偏袒”那一方,所表白的不过是自己的阴险和卑劣。宣言中所谓“若离若合,殊有混淆黑白之嫌”者,似乎也就是为此辈的手段写照。而且所谓“挑剔风潮”的“流言”,说不定就是这些伏在暗中,轻易不大露面的东西所制造的,但我自然也“没有调查详细的事实,不大知道”。可惜的是西滢先生虽说“还是不信”,却已为我辈“可惜”,足见流言之易于惑人,无怪常有人用作武器。但在我,却直到看见这《闲话》之后,才知道西滢先生们原来“常常”听到这样的流言,并且和我偶尔听到的都不对。可见流言也有种种,某种流言,大抵是奔凑到某种耳朵,写出在某种笔下的。
  但在《闲话》的前半,即西滢先生还未在报上看见七个教员的宣言之前,已经比学校为“臭毛厕”,主张“人人都有扫除的义务”了。(10)为什么呢?一者报上两个相反的启事已经发现;二者学生把守校门;三者有“校长不能在学校开会,不得不借邻近的饭店招集教员开会的奇闻”。但这所述的“臭毛厕”的情形还得修改些,因为层次有点颠倒。据宣言说,则“饭店开会”,乃在“把守校门”之前,大约西滢先生觉得不“最精彩”,所以没有摘录,或者已经写好,所以不及摘录的罢。现在我来补摘几句,并且也加些圈子,聊以效颦——
  “……迨五月七日校内讲演时,学生劝校长杨荫榆先生退席后,杨先生乃于饭馆召集校员若干燕饮,继即以评议会名义,将学生自治会职员六人揭示开除,由是全校哗然,有坚拒杨先生长校之事变。……”
  《闲话》里的和这事实的颠倒,从神经过敏的看起来,或者也可以认为“偏袒”的表现;但我在这里并非举证,不过聊作插话而已。其实,“偏袒”两字,因我适值选得不大堂皇,所以使人厌观,倘用别的字,便会大大的两样。况且,即使是自以为公平的批评家,“偏袒”也在所不免的,譬如和校长同籍贯,或是好朋友,或是换帖兄弟,或是叨过酒饭,每不免于不知不觉间有所“偏袒”。这也算人情之常,不足深怪;
  但当侃侃而谈之际,那自然也许流露出来。然而也没有什么要紧,局外人那里会知道这许多底细呢,无伤大体的。
  但是学校的变成“臭毛厕”,却究竟在“饭店招集教员”之后,酒醉饭饱,毛厕当然合用了。西滢先生希望“教育当局”打扫,我以为在打扫之前,还须先封饭店,否则醉饱之后,总要拉矢,毛厕即永远需用,怎么打扫得干净?而且,还未打扫之前,不是已经有了“流言”了么?流言之力,是能使粪便增光,蛆虫成圣的,打扫夫又怎么动手?姑无论现在有无打扫夫。
  至于“万不可再敷衍下去”,那可实在是斩钉截铁的办法。
  正应该这样办。但是,世上虽然有斩钉截铁的办法,却很少见有敢负责任的宣言。所多的是自在黑幕中,偏说不知道;替暴君奔走,却以局外人自居;满肚子怀着鬼胎,而装出公允的笑脸;有谁明说出自己所观察的是非来的,他便用了“流言”来作不负责任的武器:这种蛆虫充满的“臭毛厕”,是难于打扫干净的。丢尽“教育界的面目”的丑态,现在和将来还多着哩!
  五月三十日。

 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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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 (1)本篇最初发表于一九二五年六月一日《京报副刊》。
  (2)即收入本书的《忽然想到》之七。
  (3)“和光同尘” 语出《老子》:“和其光,同其尘。”随和的意思。
  (4)《现代评论》 综合性周刊,一九二四年十二月创刊于北京,一九二七年移至上海出版,一九二八年底出至第九卷第二○九期停刊。主要撰稿人有胡适、陈西滢、王世杰、唐有壬、徐志摩等,当时被称为“现代评论派”。他们依附北洋政府,在一九二五年北京女师大风潮及其后的五卅运动、三一八惨案中都支持北洋军阀当局,诬蔑革命群众运动。一九二七年四月蒋介石叛变革命后,他们又转而投靠国民党政权。
  (5)《女师大的学潮》 这是一篇署名为“一个女读者”给《现代评论》记者的信,载于该刊第一卷第十五期(一九二五年三月二十一日)。主要意思是说:女师大学生迭次驱杨的“那些宣言书中所列举杨氏的罪名,既大都不能成立罪名……而这回风潮的产生和发展,校内校外尚别有人在那里主使。”又说“女师大是中国唯一的女子大学;杨氏也是充任大学校长的唯一的中国女子……我们应否任她受教育当局或其他任何方面的排挤攻击?我们女子应否自己还去帮着摧残她?”
  (6)“琴心是否女士” 一九二五年一月,北京女师大新年同乐会演出北大学生欧阳兰所作独幕剧《父亲的归来》,内容几乎完全抄袭日本菊池宽所著的《父归》,经人在《京报副刊》上指出后,除欧阳兰本人作文答辩外,还出现了署名“琴心”的女师大学生,也作文为他辩护。不久,又有人揭发欧阳兰抄袭郭沫若译的雪莱诗,这位“琴心”和另一“雪纹女士”又一连写几篇文字替他分辩。但事实上,所谓“琴心”女士,是欧阳兰的女友夏雪纹(当时在女师大读书)的别号,而署名“琴心”和“雪纹女士”的文字,都是欧阳兰自己作的。
  (7)七个教员的宣言 即由鲁迅起草的《对于北京女子师范大学风潮宣言》(收入《集外集拾遗补编》)。它是针对杨荫榆开除学生自治会职员和她的《对于暴烈学生之感言》而发的,由马裕藻、沈尹默、周树人、李泰盞、钱玄同、沈兼士、周作人七人署名。文中说:“六人学业,俱非不良,至于品行一端,平素又绝无惩戒记过之迹,以此与开除并论,而又若离若合,殊有混淆黑白之嫌。”
  (8)西滢 陈源(1896—1970),字通伯,笔名西滢,江苏无锡人,现代评论派的主要成员。曾留学英国,当时任北京大学教授。他在《现代评论》第一卷第二十五期(一九二五年五月三十日)的《闲话》中说:“《闲话》正要付印的时候,我们在报纸上看见女师大七教员的宣言。以前我们常常听说女师大的风潮,有在北京教育界占最大势力的某籍某系的人在暗中鼓动,可是我们总不敢相信。这个宣言语气措辞,我们看来,未免过于偏袒一方,不大公允,看文中最精采的几句就知道了。(摘句略)这是很可惜的。我们自然还是不信我们平素所很尊敬的人会暗中挑剔风潮,但是这篇宣言一出,免不了流言更加传布得厉害了。”按某籍,指浙江;某系指当时北京大学国文系。发表宣言的七人除李泰盞外,都是浙江人和北京大学国文系教授。
  (9)给同籍的人帮忙 指陈西滢给杨荫榆帮忙,他们都是江苏无锡人。
  (10)陈西滢比女师大为“臭毛厕”的议论,原话是说:“女师大的风潮,究竟学生是对的还是错的,反对校长的是少数还是多数,我们没有调查详细的事实,无从知道。我们只觉得这次闹得太不像样了。
  同系学生同时登两个相反的启事已经发现了。学生把守校门,误认了一个缓缓驶行的汽车为校长回校而群起包围它的笑话,也到处流传了。校长不能在学校开会,不得不借临近饭店招集教员会议的奇闻,也见于报章了。学校的丑态既然毕露,教育界的面目也就丢尽。到了这种时期,实在旁观的人也不能再让它酝酿下去,好像一个臭毛厕,人人都有扫除的义务。在这时候劝学生们不为过甚,或是劝杨校长辞职引退,都无非粉刷毛厕,并不能解决根本的问题。我们以为教育当局应当切实的调查这次风潮的内容……万不可再敷衍姑息下去,以至将来要整顿也没有了办法。”
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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