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——《庄子》与《文选》之论争 万秋先生： 我在贵报向青年推荐了两部旧书，不幸引起了丰之余先生的训诲，把我派做“遗少中的一肢一节”。自从读了他老人家的《感旧以后》（上）一文后，我就不想再写什么，因为据我想起来，劝新青年看新书自然比劝他们看旧书能够多获得一些群众。丰之余先生毕竟是老当益壮，足为青年人的领导者。至于我呢，虽然不敢自认为遗少，但的确已消失了少年的活力，在这万象皆秋的环境中，即使丰之余先生那样的新精神，亦已不够振拔我的中年之感了。所以，我想借贵报一角篇幅，将我在九月二十九日贵报上发表的推荐给青年的书目改一下：我想把《庄子》与《文选》改为鲁迅先生的《华盖集》正续编及《伪自由书》。我想，鲁迅先生为当代“文坛老将”，他的著作里是有着很广大的活字汇的，而且据丰之余先生告诉我，鲁迅先生文章里的确也有一些从《庄子》与《文选》里出来的字眼，譬如“之乎者也”之类。 这样，我想对于青年人的效果也是一样的。本来我还想推荐一二部丰之余先生的著作，可惜坊间只有丰子恺先生的书，而没有丰之余先生的书，说不定他是像鲁迅先生印珂罗版木刻图一样的是私人精印本，属于罕见书之列，我很惭愧我的孤陋寡闻，未能推荐矣。 此外，我还想将丰之余先生介绍给贵报，以后贵报倘若有关于征求意见之类的计划，大可设法寄一份表格给丰之余先生，我想一定能够供给一点有价值的意见的。 不过，如果那征求是与“遗少的一肢一节”有关系的话，那倒不妨寄给我。 看见昨天的贵报，知道你预备将这桩公案请贵报的读者来参加讨论。我不知能不能请求你取销这个计划。我常常想，两个人在报纸上作文字战，其情形正如弧光灯下的拳击手，而报纸编辑正如那赶来赶去的瘦裁判，读者呢，就是那些在黑暗里的无理智的看客。瘦裁判总希望拳击手一回合又一回合地打下去，直到其中的一个倒了下来，Ｏｎｅ，Ｔｗｏ，Ｔｈｒｅｅ……站不起来，于是跑到那喘着气的胜者身旁去，举起他的套大皮手套的膀子，高喊着“Ｍｒ．Ｘ Ｗｉｎ ｔｈｅ Ｃｈａｍｐｉｏｎ．”你试想想看，这岂不是太滑稽吗？现在呢，我不幸而自己做了这两个拳击手中间的一个，但是我不想为了瘦裁判和看客而继续扮演这滑稽戏了。并且也希望你不要做那瘦裁判。你不看见今天《自由谈》上止水先生的文章中引着那几句俗语吗？“舌头是扁的，说话是圆的”，难道你以为从读者的讨论中会得有真是非产生出来呢？ 施蛰存。十月十八日。 十月十九日，《大晚报》《火炬》。 《扑空》正误 丰之余 前几天写《扑空》的时候，手头没有书，涉及《颜氏家训》之处，仅凭记忆，后来怕有错误，设法觅得原书来查了一查，发见对于颜之推的记述，是我弄错了。其《教子篇》云：“齐朝有一士大夫，尝谓吾曰：我有一儿，年已十七，颇晓书疏，教其鲜卑语，及弹琵琶，稍欲通解，以此伏事公卿，无不宠爱，亦要事也。吾时俛而不答。异哉此人之教子也。若由此业，自致卿相，亦不愿汝曹为之。” 然则齐士的办法，是庚子以后官商士绅的办法，施蛰存先生却是合齐士与颜氏的两种典型为一体的，也是现在一部分的人们的办法，可改称为“北朝式道德”，也还是社会上的严重的问题。 对于颜氏，本应该十分抱歉的，但他早经死去了，谢罪行否都不相干，现在只在这里对于施先生和读者订正我的错误。 十月二十五日。 突围 施蛰存 （八）对于丰之余先生，我的确曾经“打了几拳”，这也许会成为我毕生的遗憾。但是丰先生作《扑空》，其实并未“空”，还是扑的我，站在丰先生那一方面（或者说站在正邪说那方面）的文章却每天都在“剿”我，而我却真有“一个人的受难”之感了。 但是，从《扑空》一文中我发现了丰先生作文的逻辑，他说“我早经声明，先前的文字并非专为他个人而发的”。 但下文却有“因为他辩驳的话比我所预料的还空虚”。不专为我而发，但已经预料我会辩驳，这又该作何解？ 因为被人“指摘”了，我也觉得《庄子》与《文选》这两本书诚有不妥处，于是在给《大晚报》编辑的信里，要求他许我改两部新文学书，事实确是如此的。我并不说丰先生是恨我没有推荐这两部新文学书而“反对《庄子》与《文选》”的，而丰先生却说我存着这样的心思，这又岂是“有伦次”的话呢？ 丰先生又把话题搭到《颜氏家训》，又搭到我自己正在读的两本书，并为一谈，说推荐《颜氏家训》是在教青年学鲜卑语，弹琵琶，以服事贵人，而且我还以身作则，在读一本洋书；说颜之推是“儒士似的，却又归心于佛”，因而我也看一本佛书；从丰先生的解释看起来，竟连我自己也失笑了，天下事真会这样巧！ 我明明记得，《颜氏家训》中的确有一个故事，说有人教子弟学鲜卑语，学琵琶，但我还记得底下有一句：“亦不愿汝曹为之”，可见颜之推并不劝子弟读外国书。今天丰先生有“正误”了，他把这故事更正了之后，却说：“施蛰存先生却是合齐士与颜氏的两种典型为一体的。” 这个，我倒不懂了，难道我另外还介绍过一本该“齐士”的著作给青年人吗？如果丰先生这逻辑是根据于“自己读外国书即劝人学鲜卑语”，那我也没话可说了。丰先生似乎是个想为儒家争正统的人物，不然何以对于颜之推受佛教影响如此之鄙薄呢？何以对于我自己看一本《释迦传》如此之不满呢？这里，有两点可以题出来：（一）《颜氏家训》一书之价值是否因《归心篇》而完全可以抹杀？况且颜氏虽然为佛教张目，但他倒并不鼓吹出世，逃避现实，他也不过列举佛家与儒家有可以并行不悖之点，而采佛家报应之说，以补儒家道德教训之不足，这也可以说等于现在人引《圣经》或《可兰经》中的话一样。（二）我看一本《佛本行经》，其意义也等于看一本《谟罕默德传》或《基督传》，既无皈佛之心，更无劝人学佛之行，而丰先生的文章却说是我的“渡世法”，妙哉言乎，我不免取案头的一本某先生舍金上梓的《百喻经》而引为同志矣。 我以前对于丰先生，虽然文字上有点太闹意气，但的确还是表示尊敬的，但看到《扑空》这一篇，他竟骂我为“洋场恶少”了，切齿之声俨若可闻，我虽“恶”，却也不敢再恶到以相当的恶声相报了。我呢，套一句现成诗：“十年一觉文坛梦，赢得洋场恶少名”，原是无足重轻，但对于丰先生，我想该是会得后悔的。今天读到《〈扑空〉正误》，则又觉得丰先生所谓“无端的诬赖，自己的猜测，撒娇，装傻”，又正好留着给自己“写照”了。（附注）《大晚报》上那两个标题并不是我自己加的，我并无“立场”，也并不愿意因我之故而使《庄子》与《文选》这两部书争吵起来。 右答丰之余先生。（二十七日）。 十月三十一行，十一月一日，《自由谈》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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