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焕之初次看见校长的相貌，就觉得生疏，嫌厌，他不曾预料校长是这样一个人。但他陈说自己愿承指教的时候，却怀着绝对的真诚；他以为自己完全没有经验，来同这位四五年的老经验家合伙，多少是抱歉的事。从这上头，校长看出新伙计完全是个容易对付的小孩子，心便放松了。 校舍是一所阴森而破旧的庙宇。大殿是一个课堂，两庑各是一个课堂。中庭便是运动场。两株桃树底下，散置着几个木哑铃上掉下来的木球，还有一些甘蔗渣。 三个课堂里一律是黑漆转为灰白色的桌椅，墙上的黑板显出横条的裂纹。沉寂，幽暗，寒冷。尤其是那大殿，高高的藻井，纠结着灰尘和蛛网，好像随时可以掉下一条蛇或者一个鬼怪来似的。 焕之用疑怪的眼光望着大殿上的课堂，心想这就是他将要在这里耗费精神，消磨岁月的地方了。他以为学校至少要有玻璃窗，要有明亮的光线，要有可以坐下来看书的预备室，——哪知道完全是梦想！这里的生活，难道是有价值有趣味的么？他很想勉强相信有，可是总觉得这是自己骗自己。 他怅然回转头来，只见校长的眼睛骨碌骨碌对他转，像躲在树丛中的猫头鹰。他心里想这个人就是他共事的伙伴了。他平时摹拟教师的神态，以为总该是和颜悦色的。可是这校长的脸就证明他摹拟的错误。他又觉得同这校长没有三句话可以谈的，讨论，商量，不像是他喜欢的事。那末，虽说一校三个课堂，还不是各自独立门户么？ 他辞别校长回家时，抱着一种冤屈的心情，眼前没有别的，准备做牺牲而已，好像美丽贞洁的处女违心嫁给轻薄儿一般。夜间在床上，半夜没有好睡。起先是温理那习惯了的哀怨；后来转为达观，以为一个人藐小得很，就是牺牲了也没有什么；末了儿想到生与死的分别，想到废园的池塘，想到《大乘起信论》…… 新春时节，学校开学了。焕之第一天当教员，正是个阴沉的雨天。走进那庙宇，只见许多孩子在中庭里乱窜。湿衣裳东一摊西一搭地放着，泥浆的鞋印一个个留在砖地上。有好几个十五六岁的学生，并不比焕之小多少，正站起在教桌上唱不成腔的京戏，这是他们新年游乐的余兴。 经校长介绍，焕之认识了另一个伙伴。这人是第二期的肺病患者，两颊陷下去成两个潭，鼻子像一片竖放的木片，前额耀着滞暗的苍白的光，发音很低，嘶嘶地，喉咙头像网着乱丝。 焕之不禁一凛，心里想：“这个人也是学生们的教师么！教育学说虽然深奥万端，也可以用一句包括，就是要学生‘生’。怎么给他们一个‘死’的化身呢！不过看了这所庙宇，这个人当教师倒也配。要不然就不调和了。但是我……也成了‘死’的化身么！” 关于登台教课，焕之没有一点把握；虽然看过一些讲教授法的书，到这里便忘得干干净净了。好几天以来，他只有看两个伙伴的样，跟着他们做。他们教课是拉起喉咙直喊的，就是那个肺病患者，居然也进出还算响亮的哑音。喊的大半是问句。问的时候，不惮一而再，再而三，直到听见了他们预想的答语方才罢休。譬如问：我们天天吃什么东西的？回答说：粥。于是又问：“粥以外，吃什么东西呢？”回答说：饭。于是又问：饭以外，吃什么东西呢？回答说：面，馒头，大饼，油条。于是只得换个方法问：我们每天不是吃茶么？回答说：真的，我们每天吃茶。这才算满意，开始转入本题说：我们今天就讲这个“茶”。 问以外，大部分的工夫是唱。一课国文讲罢了，一种算法歌诀教过了，教师开始独唱，既而学生跟着教师合唱，既而各个学生独唱，既而全体学生合唱。那调子有点像和尚道士念经仟，又有点像水作工人悠长的“杭育”声。这是一校的“校粹”，它自有它的命脉；新加入的教师和学生一开口唱就落在它的案臼里，决没有力量左右它。 焕之除了照样喊照样唱，还有什么法子呢？但是他实在看不起自己这样做。二十将近的年纪，自问还不曾堕落过，现在却开始堕落了。街上卖唱的盲女，癞叫化子，站定了朝着人家就喊就唱，为的是一个两个铜子。自己的情形，与他们有什么两样！而且比他们更坏；他们也许有一两句很好的腔调，一两段动人的唱白，能使听的人点头称赏；而自己与那些小听众，简直漠不相关，喊着唱着的固然不知所云，坐着听的也无异看大猩猩指手画脚长嗥。 他又觉得那些小听众太不可爱了。他所教的原是低年级，最大的学生也不过十岁光景，与又粗又高的殿柱对比，更见得他们微小。儿童的爱娇，活泼，敏慧，仿佛从来不曾在他们身上透过芽，他们有的是奸诈，呆钝，粗暴。街头那些歪戴着帽子，两手插在对襟短衣的口袋里，身体一斜一转的，牙齿紧咬，预备一放开时就吐出一句恶毒的咒骂的流氓的典型，在他们里头似乎很可以找出几个。 焕之起初也想，别的不用管，自己教的是学生，就从学生里头寻点安慰吧。但不久便证明这只是妄想。他叫他们静听不要响，他们却依然说笑，争骂；他听见自己求救一般的讲说的声音，同时总伴着各种噪音，甚至自己的声音反而消沉在噪音里。他没法，只好停嘴。学生们起初觉得异样，像夏雨收点一般零落地住了声。但随后就是一阵带着戏弄意味的笑。这使焕之发怒了，便把教鞭扬起来，想在不论哪一个身上乱抽一顿（两个伙伴常常这样做，在当时似乎颇有点效验），然而手还没有这种习惯，要抽下去仿佛很不顺，半路里缩住了。只剩又愤慨又悲哀地喃喃斥骂：“讨厌的小东西！” 下了课的时候，耳朵里是茶馆一般喧嚷，眼前一片扰乱，好像上演全武行的戏。晴天，灰尘飞进口腔里，上下牙齿磨着，只觉悉刹悉刹；雨天，路上和庭中的烂泥被带进教室，到处都是，踏一步看了三四看，还是没有地方落脚。简直没有个可以安顿的所在！到预备室里坐坐吧（实在是中庭前二门后的一个后轩，狭长的一条，钉一点板，开几扇窗，就算是预备室了），又怕听校长背诵隔夜的马将牌，以及肺病患者咻咻地喘气。他同他们好像语言隔阂的两个国度的人，很艰难地说了一两句日常短语就继续不下去了。同坐在一起而彼此不理睬，不好，又加不喜欢旁听他们的谈话，就只好站在阶沿数那殿顶的瓦楞。 庭中两株桃树开花的时候，阳光带着醉人的暖气，这陈旧的庙宇居然也满蕴着青春。焕之两眼望着那锦样光彩的繁花，四肢百骸酥酥的，软软的；忽觉花枝殿影都浮动起来，——眼泪渗出来了。 于是他独个儿上酒店去喝闷酒。每夜带着七八分酒意回家，矜持着吃晚饭，同父母说话。一躺到床上，仿佛有什么东西在头顶上一盖，再也作不得主了，他总是轻轻地呜咽地哭。他一边哭，一边迷惘地想：“人间的苦趣，冠冕的处罚，就是教师生活了！什么时候脱离呢？什么时候脱离呢！” 他实在不敢公然说出“脱离”两个字。父母正在欣慰，儿子有相当的职业了，当然不好说出逆耳的话伤他们的心。此外，又仿佛对谁负了一种责任，突然说不负了，良心上万分过不去。于是当一学年终了时，他设法换了个学校。他希望新境界比较好一点，虽然不是脱离，总不至于像沉沦在那可厌的庙宇里那么痛苦。 然而还是一个样！不过庙宇换了祠堂，同事和学生换了姓名不同的一批罢了。 这一年，他父亲因旧有的肾脏病去世了。摧心地伤痛，担上家计的重负，工作又十二分不如意，他憔悴了；两三年前青年蓬勃的气概，消逝得几乎一丝不剩。回家来与母亲寂寂相对，一个低头，一个叹气，情况真是凄惨。 过了两年，他又换过学校，却遇见了一个值得感佩的同事。那同事是个诚朴的人，担任教师有六七年了，没有一般教师的江湖气；他不只教学生识几个字，还随时留心学生的一举一动，以及体格和心性；他并不这般那般多所指说，只是与学生混在一起，同他们呼笑，同他们奔跑。 有一次，一个学生犯了欺侮同学的过失，颇顽强，那教师问他，他也不认错，也不辩解，只不开口。那教师慈和的眼光对着他，叫他平心静气，想想这样的事情该不该。那学生忽然显出流氓似的凶相说，“不知道！随你怎样处罚就是了！” “不要这样，这样你以后会自觉懊悔，”那教师握住那学生的颤动的手说。“犯点儿错没有什么要紧，用不着蛮强；只要自己明白，以后再也不会错了。” 这场谈判延长到两点钟之久。结果是学生哭了，自陈悔悟，那教师眼角里也留着感激的泪痕。 焕之看在眼里，不禁对那教师说，用这么多的工夫处理一个学生，未免太辛苦了。 “并不辛苦，我喜欢这样做，”那教师带着满意的微笑说。“而且我很感激他，他相信我，结果听了我的劝告。” 这似乎是十分平常的话，然而当了三数年教师的焕之从没听见过。这一听见叫他的心转了个方向，他原以为自己沉沦在地狱里，谁知竟有人严饰这个地狱，使它成为天堂。自己的青春还在，生命力还丰富，徒然悲伤，有什么意思！就算所处是地狱，倒不如也把它严饰起来吧！ 他于是检出从前看过的几本教育书籍，另外又添购了一些；仿效着那个同事的态度来教功课，来对待学生；又时常与那同事讨究教育上的问题和眼前的事实；从这些里头他得到了好些新鲜的浓厚的趣味。有如多年的夫妇，起初不相投合，后来真情触发，恋爱到白热的程度，比开头就相好的又自不同了。 金树伯是焕之中学时代的同学，彼此颇说得来。树伯毕业后回乡间去管理田产，两人就难得见面。但隔一个半个月总通一回信，也与常常晤见无异。到这时候，焕之去信的调子忽然一变，由忧郁转为光昌；信中又描写好些理想，有的是正待着手的，有的是渺茫难期的。树伯看了这些信，自然觉得安慰，但也带起“不料焕之要作教育家了”的想头。 树伯的同乡蒋冰如是日本留学回来的，又是旧家，在乡间虽没什么名目，但是谁都承认他有特殊的地位。当地公立高等小学的校长因事他去时，他就继任了校长。他为什么肯出来当小学校长，一般人当然不很明白，但知道他决不为饭碗，因为他有田有店，而且都不少。 这年年初，学校里要添请一个级任教员，树伯便提起焕之，把他最近两年间的思想行动叙述得又仔细又生动。冰如听得高兴极了，立刻决定请他；并且催促树伯放船去接，说这一点点对于地方的义务是应该尽的。 |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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